她不必是粉紅色，你也不必是某個模樣

一般而言，我們習以為常、約定俗成、符合大眾期待的言論，就是熟悉論述。 比如，女人就該溫柔、母親就該慈愛、五子登科就是成功、男性就應該勇敢有力。

這些在生活裡、媒體裡常聽到的言論，有它歷史的與文化的脈絡。它們當然有它穩定社會的意義與價值，讓我們有明確的大方向可循，而不至於在生活與工作上失序。

但有些時候，這些熟悉論述可能對某些人帶來否定、打擊與限制。

敘事認為，不同的故事版本會帶來不同的影響力。 而單一的故事則過濾掉了許多的故事版本與影響力。

比如，對於母親這個角色，熟悉論述是成功的母親把孩子養得很好，可是「好」是什麼呢？ 給孩子準備很好的食物、時刻照顧孩子的情緒、知道如何回應孩子的問題…… 可能這些是熟悉論述的「好」。

可當不在這個論述標準裡時，很多母親會開始否定自己，甚至覺得自己的付出沒有用。

因此，在敘事中，我們會邀請大家去看一看「陌生論述」，去看看她的哪些努力是沒被看見的。

可能她很急躁，常常忍不住責備孩子。 而急躁的背後或許是她對孩子成長時時刻刻的在意，她也在不斷尋找資源來讓自己和「急躁」共處…… 這些陌生論述幫助母親看見自己重視的東西，而不再被熟悉的論述限制。

如上文所提到的，熟悉論述有時候可能看不見個體自己的力量，把知識變成一種權力淩駕於人之上。

法國哲學家福柯提到過法國的一種圓形監獄。 監獄的中央是一座高塔，犯人們無法看見塔內是否有獄警，但是時刻擔心自己的舉止是否符合規定，獄警是否正監視著自己。

回頭生活，我們也常常感覺到被各種標準和標籤審視著。 當自己自我監督而無法符合正常期望時，就覺得自己是不正常的。

當我們去幫助周圍的人時，是否曾經變成告訴對方應該成為什麼樣子？ 「希望你外向」、「希望你活得通透」、「希望你賢慧」會不會約束對方，而讓應該屬於對方的知識無法流動，無從發展？

因而，在敘事對話裡，我們常常強調「去病理化」、「去標籤化」。 熙琄老師在第一次參加敘事創始人麥克懷特的工作坊時，聽到他說：「我們在人生中是否不斷在複製失敗？ 「當時熙琄老師深感震撼。

我們如何才能不複製他人的失敗？

如果有一個人非常抑鬱，已經影響到了生活功能，我們極易判斷對方得了抑鬱症，一定過得不好。 但敘事的思維提醒我們，如果我們帶著這種認知與這人相處，我們就是在同意這種病理上的癥狀，也就是複製失敗的認知。

當我們看到主流論述裡的問題時，我們依然可以試著去看到這一病理化、標籤化問題之外的故事。

一個「不賢慧」的標籤不等於這整個人都被否定掉了，也可以試著去看這個人即使「不賢慧」，那是如何照顧自己、和家人共同生活的; 一個人可能被貼上了「社恐」的標籤，我們也可以好奇他是如何在社恐裡處理人際關係的。 這些故事的背後很有可能是有力量的、有在地性的故事。

人是被許多個故事所建構的。 這些故事包含了熟悉論述裡的故事，也包含了我們不斷挖掘的陌生論述的故事，我們通過多元的故事來建構自我認同。 而故事的主權屬於我們自己。

在《芭比》的結尾，芭比問自己的創造者露絲漢德勒說，自己到了現實生活中適合什麼樣的工作。 露絲告訴她說，這由她自己決定。

生活中有各式各樣的專家，他們讓我們社會的各方面變得更好。 而在當涉及到我們自己的生活時，我們自己才是生活的專家。

有時候我們容易帶著專家的角色面對他人：「我的想法比他更好，他應該接受我的建議或指導。 「很多時候人們並不需要一個外在的指導，而是需要一個空間，讓他自己在被聆聽中可以理解自己，而成為更好的面對自己困難的專家。

也許可以先好好看看對方的矛盾與掙扎，讓對方多說說自己的痛苦，問問對方：「你希望我怎麼陪伴你比較好？ 」

學習敘事的過程同樣如此。

夥伴們常常會有擔心，這麼說是不是不夠敘事，這樣做是不是不夠像熙琄老師。

熙琄老師說，敘事不必是一種模樣，更不必是吳熙琄的模樣。 後現代不是要用「更新的」、「更先鋒的」、「更正確的」來取代原有的文化，我們就是要會解構，就是要能外化。 那樣是在塑造新的知識權威「監視」人們。

後現代的精神是貼近自己的心意，跟隨自己的脈絡，如自己想要地生活、對話。

如果憤怒可以表達自己的在意，那生氣也沒有關係; 如果陪伴孩子、照顧家人起居讓自己有成就感，那當全職爸爸也很了不起。